以“政府绩效与公众信任”为主题,撰写一篇小论文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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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作为一个管理概念,是指绩效与效果的统一,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的工作行为、方式、结果及其客观影响。在企业和其他组织中,通常用来评价员工的工作完成情况、工作绩效和成长情况。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以“政府绩效与公众信任”为主题,撰写一篇小论文的文章6篇 ,欢迎品鉴!

第1篇: 以“政府绩效与公众信任”为主题,撰写一篇小论文

  摘要:以山东省950名青少年学生为调查对象,对青少年的政府信任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与研究,结果发现,理性选择路径、社会文化路径、政治参与路径均对青少年的政府信任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善青少年政府信任的有效策略。

  关键词:青少年政府信任影响因素心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

  1问题的提出

  政府信任,指民众对于政府或政治制度所抱有的信心,相信它们会制定符合民众利益的政策并提供其预期的政策结果[1]。青少年是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和生力军,他们的政府信任直接决定了我国政治生态和民主建设的发展与未来。学界关于青少年政府信任现状的研究,得出的结果不尽相同。有些研究表明,当代中国青少年政治信任的总体状况良好[2-3],另外一些研究显示,当代青少年政治认同度不高且呈工见非均衡状态[4]。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是山东省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在新旧动能转换中,各级政府肩负着提供公共产品,支持科技创新,引导产业发展,健全社会保障等重要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山东省青少年的政府信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关于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主体方面的影响因素主要有青少年的性别、年龄、家庭情况、人际信任、思政政治教育、大众传媒等;客体方面主要有政府的服务水平、公务员的素质、行政执行力等因素[5]。对政治信任的研究主要存在三种竞争性理论解释路径,即理性选择路径、社会文化路径、政治参与路径[6]。青少年政府信任影响因素及心理机制的分析模型,见图1。

  什么因素影响山东省青少年的政府信任?三种解释理论预测作用如何?如何提升青少年政府信任?对此,本文进行有益的探索。

  2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山东省4所中学和4所大学的950名青少年进行调查研究。其中,男生386人(40.6%),女生564人(59.4%);高一学生147人(15.5%),高二学生140人(14.7%),高三学生118人(12.4%),大一学生166人(17.5%),大二学生146人(15.4%),大三学生120人(12.6%),大四学生112人(11.8%);生源地为农村的571人(60.1%),城镇的为379人(39.9%);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的50人(5.3%),非党员900人(94.7%);学生干部97人(10.2%),非学生干部853人(89.8%)。

  2.2研究工具

  通过对国内外大量文献梳理,建构了包含五个因素的大学生政府信任初测问卷,分别为基本信息、政府信任(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市级政府、县区政府、乡镇<街道>政府)、理性文化路径(制度信任、过程信任、人员信任、结果信任、生活满意度)、社会文化路径(人际信任)、政治参与路径(制度性参与、非制度行参与)。对初测问卷数据实施因子分析和信度分析,最终确定正式问卷包括以上4个维度,共19题。问卷中每个维度的信度检验结果,表明青少年政府信任影响因素问卷是稳定可信的。题项信度分析,见表1。

  3调查结果

  3.1青少年政府信任的总体状况

  数据结果显示,在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四维结构中,受访学生各维度的题项均分在3.591-3.704,处于中等偏上水平。青少年政府信任的总量表得分为3.621,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7]。青少年政府信任的总体状况,见表2.

  青少年在“结果信任”维度上的得分最低,在“制度信任”维度上的得分最高,各维度平均值的大小顺序为:制度信任>过程信任>人员信任>结果信任。

  3.2青少年政府信任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

  为了分析和比较理性选择路径、社会文化路径以及政治参与路径对于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影响,构建了四个多元统计分析模型,具体结果见表2。在控制变量方面,模型一到三的结果显示,性别、年级、政治面貌、生源地均对青少年政府信任没有统计上的影响,学生干部这一个变量却具有显著差异。三种理论解释路径对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影响,见表3。

  模型1关注理性选择路径对于因变量的影响。结果显示,除制度信任外,过程信任、人员信任、结果信任、生活满意度均与政府信任具有显著的关系,由此可以推断理性选择路径对于青少年的政府信任具有强大的预测作用。

  模型2关注社会文化路径对于因变量的影响。结果显示,人际信任与青少年政府信任具有显著的关系。

  模型3关注政治參与路径对于因变量的影响。结果显示,政治参与与青少年政府信任具有显著的关系。

  模型4采用逐步回归的方式,保留显著影响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因子。从表中可以看出,理性选择路径对青少年政府信任的解释力最强(0.282+0.137+0.162=0.581),其次为社会文化路径(0.149),最后为政治参与路径(0.134)。由此可见三种解释路径都对青少年政府信任具有一定的预测力。

  4结论与建议

  从表2可以看出,理性选择路径对青少年政府信任的解释力最强,这与现在文献研究结果较为一致。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社会背景下,各级政府仍需加大教育投入,加强校园软硬件建设,热爱学生、关注学生、善待学生,不断提高办学水平,让青少年切切实实体会到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提高广大青少年的学校满意度。

  社会文化路径(人际信任)对青少年的政府信任有重要的塑造作用。当前青少年学生的人际信任不容乐观,研究发现我国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与年代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说明大学生人际信任正逐年降低[8]。从学校角度来讲,应该通过多种形式加强青少年的“三观”培养和教育,增加社会责任感,提升人格,完善道德,不断提高对学校、教师和同学的信任水平。

  政治参与路径对青少年的政府信任有重要影响。学校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选修课、专题讲座、主题班会等形式,加强大学生政治主体观教育,使大学生充分认识其政治权利和义务,增强大学生的政治效能感,提高大学生的政府信任度。高校应该从学生全面发展的高度出发,开设政治实践活动和政治技能训练。积极推行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鼓励学生参与学校管理,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积极与当地政府部门和团群组织协作,开展丰富多彩的政治实践活动,丰富大学生的政治参与经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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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冯岩.当代中国大学生政治信任研究[D].济南大学,2015.

  [3]齐杏发,都宇青.大学生政治信任状况实证研究[J].江淮论坛,2012(3):85-89.

  [4]戴建波.当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北四所高校的调查分析[J].教育评论,2015(11):85-89

  [5]孔祥军,华波,张洪涛.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大学生政府信任度影响因素[J].管理观察,2018(2):106-108.

  [6]彭铭刚.青年中间阶层政治信任及其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基于广州的实证调查[J].青年探索,2016(5):15-24.

  [7]孔祥军,华波,张洪涛.当代大学生政府信任度现状调查研究[J].科教导刊(中旬刊),2018(3):186-188.

  [8]辛自强,周正.大学生人际信任变迁的横断历史研究[J].心理科学进展,2012,20(3):344-353.

第2篇: 以“政府绩效与公众信任”为主题,撰写一篇小论文

  摘要: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我国政府审计工作的改善,业绩审计在政府监督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阐述了政府绩效审计的现状,深入分析了中国政府发展绩效审计的必要性,揭示了当前政府绩效审计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最后从审计观念、审计监督制度、审计法律环境和预算制度等方面提出了优化政府绩效审计途径的建议,为中国政府绩效审计的高效合理运行和持续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政府业绩审计审计监督优化路径公共管理。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和制度的不断完善,人民群众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效率和效果关注度也日益提高,为了加强政府责任,适应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客观要求,产生了政府业绩评价。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政府审计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进入了新阶段,现在以业绩审计为政府审计的重要内容,成为政府审计的新发展趋势。目前,我国政府绩效审计尚不成熟,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诸多问题,如何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绩效审计体系成为我国政府审计的关键。

  一、政府绩效审计的必要性。

  (一)是建设廉洁透明服务型政府的需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了积极安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高效透明的服务型政府。如今,我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成为社会焦点问题。政府绩效考核的主要内容是对政府官员在任期间的工作情况和成果进行绩效考核和财政资金运用的有效性和经济性考核,政府绩效考核的开展拓宽了考核监督的领域和范围,加强了考核机构在行政监督中的作用,增强了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的责任感,减少了腐败事件的发生,进一步避免了大量经济损失的发生,为建设高效透明的服务型政府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2)是提高公共管理效率的需要。

  近年来,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公共管理投入增加,但公共建设相关项目从立项到最终完成需要多部门多层次审查,项目实施时失去最佳实施时机,同时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这些现象的出现强调政府机构工作管理效率低,人浮于事件。审计机构在对政府部门及其下属单位进行绩效审计过程中,对公共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配置效果等方面进行审查,有效管理和评价政府权力的使用,提高政府行政服务的工作效率水平。

  (3)是保证政府职能发挥作用的需要。

  近年来,中国财政支出呈现稳定增长态势。但由于目前中国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不完善,财政支出表现相对较低。从近年来的开支来看,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所用的地方财政金额差异较大,人员资金开支已成为主要部分。该支出严重限制了政府职能的正常履行,因此需要加强对政府财政资金的监管和分配。根据政府财政资源有限的基本国情,及时对财政监督财政开支,能够有效控制各级政府部门公共资金开支,提升公共资金业绩。

  二、政府业绩审计的现状。

  (1)审查范围逐渐扩大。

  21世纪初,政府有关机构及其下属单位的业绩审计提上日程。审计机构审计重点从以前被审计机构财务收支的客观性和合法性转变为被审计机构财务资源使用的有效性和经济性。与此同时,2016年1-11月,国家审计机构完成了21334业绩审计项目。其中,审计局完成113个,省级审计机构完成847个,地级审计机构完成6288个,县级审计机构完成14086个。另外,各省市地方审计机构实施的绩效审计项目数量占审计项目总数的31%。其中,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5个独立计划城市均超过这一平均水平。2017年1-11月,绩效考核工作量约占考核总工作量的一半左右,比2016年同期增长10%。

  (二)加强政策支持力度。

  近年来,审计局发布了多份文件,规划了业绩审计的发展方向,十三五国家审计工作的发展规划提出进一步加大业绩审计力度,始终贯穿审计工作,促进发展质量和利益的重大违纪违法问题的暴露和审查力度,促进廉政建设。与此同时,各省市也积极制定政府业绩审计相关政策,2011年徐州市审计部门发布《徐州市审计机关政府投资项目业绩审计操作指南》,规范徐州市业绩审计工作,2012年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印发浦东新区业绩审计方法的通知》,对浦东新区政府部门业绩审计提出了实施要求。

  三、政府业绩审计出现的问题。

  (一)审计机构缺乏独立性。

  从我国政府行政结构来看,我国各地市审计机构属于各地政府,受当地政府和上级审计机构的指导,受经费和行政管理模式的影响,业绩审计目标和具体任务的制定受当地政府的制约,阻碍审计作用确实有效地发挥,同时审计机构业绩审计活动完成后,审计机构发行的审计报告由同级地方政府和上级审计机构审计,不利于审计工作报告的完整性和客观性宝座,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受到制约。另外,审计机构的组成人员审计机构本身只有提案的权利,其人员编制、人事选拔、任免、奖惩均由同级组织部和同级政府审查批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审计机构职能的正常发挥。

  *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计划办公室:PPP模式支持正确扶贫绩效评价研究(HB18GL058)。

  (二)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指导。

  我国政府业绩审计起步晚,审计工作的具体方法和程序尚不成熟,目前只有少量法律法规提到政府业绩审计,政府业绩审计工作开展的完整法律依据不足,现行《审计法实施条例》第二条指出,《审计机关依法独立检查被审计机关的会计证明书、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书及其他与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相关的资料和资产,监督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行为》,相关法律只进一步明确了该法律规定,但没有列出具体的审计内容和我国政府的具体规定。在这种背景下,审计相关人员只能通过现有的知识储存和现有的经验来探索,审计人员的工作水平也不同,业绩审计效果的正确客观性增加了一定的风险。(3)审计团队人才结构不合理。

  完成政府业绩审计需要多个专业审计师团队。在此期间,中国审计机构主要从事传统财务审计。审计师的知识结构比较简单,工程技术、法律、宏观经济、对外贸易和计算机专家数量比较少。根据中国审计师知识结构的调查,会计和审计专家占所有审计师的71.8%。绩效考核要求考核广泛的经济和管理活动的有效性,要求多样化、创新的方法和多学科知识。有些审计师很难满足高标准的绩效审计。另外,审计员整体的数量也很少,难以适应大的任务量,水平越低的机构越明显。

  四、完善政府绩效审计优化路径。

  (一)完善独立监督体制。

  一是要进一步加强垂直管理改革力度。不仅将地方审计机关正职的任免权接受省级机关,普通审计人员也由省审计厅管理,招聘、提拔、任免由地方审计机关提名,由省审计厅和省人社会局决定,二是地方审计机关经费由省财政厅统一保证,纳入省财政预算。由此可以将人力资源和财务完全独立于地方政府和财政部门,提高独立性,使地方审计部门更有效地对地方政府领导进行审计监督,更有力地揭示和反映问题。

  (二)健全相关法律制度。

  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条款,我国政府业绩审计推广和拓展面临一定的困难。我国立法机关应进一步完善我国政府业绩审计相关法律制度。首先要完善审计报告的公开制度,通过将审计活动的各个阶段以审计报告的形式向公众展示。在完善审计报告制度的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媒体作为中介的作用,及时准确地将审计结果传递给社会公众,扩大政府审计的影响力。其次,要不断健全审计结果问责制度,加强审计结果的应用,实现审计报告的公开与审计结果问责的有效联系。

  (3)构建合理的评价标准体系。

  随着政府职能的逐步完善,经济性和利益性也是政府业绩审计应该关注的重要内容。在预算绩效考核体系的基础上,审计机构应积极探索绩效考核考核标准,建立全国公认、适用、规范的体系,不断修改、完善。业绩评价体系应当包括预期的目标、决策过程、投入资源和能源、生产效益、对社会效益的影响等,评价指标应当坚持定量和定性的结合,定量指标主要指财务指标,定性指标的确定应以被审计项目的特点和被审计部门的管理特点为基础。

  (四)改善政府业绩审计人员结构。

  审计团队人员的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是政府业绩审计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审计机构不仅要提高现有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能力,还要不断引进高水平的审计人才,尤其是专业型的审计人员。要提高审计机构的准入门槛,完善审计人员的准入制度,确保招聘人员在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上能够满足政府业绩审计的要求,确保审计队伍中的人才能够胜任其职责。此外,审计机构人员不仅要包括专业审计人员,还要在实际绩效审计工作中招聘工科类、经济管理类等其他专业人员,不断优化审计人员结构。

  全面优化我国政府业绩审计可有效促进我国审计持续健康发展,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但结合政府业绩审计在我国起步晚、发展缓慢的现状,如何更好地开发和引导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

  参考文献。

  [1]齐兴利,绍辉.中国政府业绩审计发展途径研究[J].审计和经济研究,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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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宋夏云,我国政府业绩审计师能力框架研究[J].会计研究,2013.4。

  [4]曲明,中国政府绩效审计评价标准体系框架构建[J].财经问题研究,2016.5。

  [5]闵晓蕾.政府业绩审计理论文献综述[J].财经论坛,2006.2。

第3篇: 以“政府绩效与公众信任”为主题,撰写一篇小论文

  摘要:政府信任反映了居民对政府的认可程度,是政府政策执行的基础。汶川的地震灾区居民政府信任水平没有随着灾区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得到相应的提升,通过运用“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情况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探究了人际信任、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政府绩效、人际信任均对政府信任产生显著的影响。

  关键词:灾区居民;政府信任;人际信任;政府绩效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9.19.066

  1问题的提出

  2008年汶川8.0级特大地震给震区带来了巨大的财产和生命安全损失,我国政府在救灾所表现出的强大动员能力、应急能力也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尤其通过政府的各项震后恢复政策,使得汶川灾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获得历史性机遇,基础公共社会高水平重构,产业发展能力也持续提升,百姓生活水平相对于震前有较大幅度提高。

  较高的政府信任度会有效降低政府运行的成本,于政府及公民都是有利的。而政府信任会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在突发事件发生的关键时期政府政策执行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更为显著。政府信任作为公民对政府的主观评价,受诸多因素的影响。现有的研究中不乏对政府影响因素的探讨,程倩认为,政府信任是政府合法性的本质内涵,政府信任关系是公民对政府及其政策执行过程中各相关要素、政策执行过程以及政策执行结果的心理预期。在二者的关系解释上,政府高校的运作过程以及较好的绩效水平可以带来良好的政府信任水平,两者呈正相关关系(程倩,2011)。缪婷婷认为,影响政府信任的因素具体包括政府作为、政府绩效以及新闻媒体的兴起(缪婷婷,2016)。在关键时期,政府政策对居民的政府信任影响更为显著。在突发事件中,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感往往受领导者的价值观以及政府政策执行情况的影响,政府信任与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对受灾民众的真诚关怀和激励呈显著正相关的影响(王璐,2008)。

  因此,本文在梳理了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汶川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十周年状况调查”数据,对影响灾区居民政府信任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2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设

  2.1人际信任

  在文化主义视角下,人际信任会对政府信任产生显著的影响。高巍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人际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民众越容易相信他人,则更容易信任政府(高巍,2015)。胡荣等学者研究发现个人的信任水平对政府信任度会产生显著影响(胡荣,2007)。陈天祥构建了包括村内信任和社会信任的影响因素模型,验证了民众个人的信任水平对政府信任会产生显著的影响(陈天祥,2017)。人际信任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民众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刘人宁,2018)。人际信任变量作为文化路径中重要的解释变量,对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不言而喻,因此本文将其作为自变量的指标之一。据此,提出假设1:

  假设1:人际信任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高;人际信任度越低,政府信任度越低。

  2.2政府绩效

  制度主义路径认为政府绩效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政府信任度的判定,政府绩效涵盖政治、经济、环境保护等多方面的绩效。许伟通过研究发现,政府绩效变量对政府信任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同时验证了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杨培鸿(2007)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公共服务绩效作为关键性的影响因素,对公民政府信任评价起着重要的作用。陈天祥在研究中国乡镇政府的政府信任情况时也将政府绩效作为自变量进行分析(陈天祥等,2017)。由此,提出假设2:

  假设2:政府绩效水平与政府信任呈正相关关系。

  3研究方法

  3.1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数据来源于国家科技部中国发展战略研究院联同西南交通大学开展的“汶川十周年居民生活情况调查”数据,调查范围包括四川省5市/州30县/区共198个行政村/社区,共抽取了30個受灾县中的4950户住户,共完成家户问卷3826份,完成个人问卷3751份。

  3.2变量的操作化

  因变量:政府信任变量

  在“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状况调查”问卷中,关于政府信任被划分为对中央政府、省政府、县/市政府、乡/镇/街道四个层级政府的信任,选项分别为“完全信任”、“比较信任”、“不太信任”、“根本不信任”,对四个信任度赋值为1-4,1代表“完全信任”,4代表“根本不信任”,以此类推。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出“政府信任”因子。

  自变量一:人际信任。

  “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状况调查”问卷中,对人际信任变量操作为题目——对“家人”、“住在你周围的人”、“市场上的商人/买卖人”、“外地人”、“村干部”、“警察”、“医生”、“法官”共8种不同类型群体信任情况,答案与测量“政府信任”的答案一致。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根据指标特征,提取出三个因子,分别为“权威信任”、“社会信任”、“邻里信任”。

  自变量二:政府绩效。

  本研究中关于政府绩效感知被测量为居民对“贫困问题”、“贫富差距”、“失业情况”、“空气污染”、“水污染”、“缺水问题”、“孩子上学不方便”的严重程度评价,答案包括“特别严重”、“比较严重”、“不太严重”、“不成问题”四个程度的测量,从“特别严重”至“不成问题”分别赋值为1-4。通过因子分析,提取3个公因子为“人民生活”、“环境保护”、“公共服务”。

  4研究分析

  4.1相关性分析

  通过相关性分析可知,居民人际信任的三个维度与政府信任的相关显著性均为0.000,小于0.05,均呈显著性相关关系,表明民众个人信任水平会显著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其中权威人群信任维度的得分系数最高,为0.665。

  居民对政府绩效感知的三个维度与政府信任的Sig值均为0.000,小于0.05,表明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有显著性相关关系。居民绩效感知各维度与政府信任呈负相关关系,表明政府在这些方面存在问题的严重性越高,政府信任感越低,其中公共服务维度的得分系数最高。 4.2回归分析

  该部分基于因子分析和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采取线性回归方法进一步验证各影响因素与政府信任的关系,建立了2个回归模型,对影响灾区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模型1中检验的是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在研究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回归中国,采用逐步回归法,将人际信任的3个公因子作为自变量,政府信任因子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根据选取自变量的规则P<0.05,共选择了3个变量,包括权威信任、邻里信任以及社会信任。模型1的相关系数为0.678,调整后的R方为0.459。因此,最终建立的模型1包含权威信任,邻里信任,社会信任3个影响因素。通过ANOVA表考察模型是否有效,该模型回归的显著性水平均显示P<0.05,表明回归程度显著,可以认为该模型有效。从回归系数表可知,权威信任、邻里信任以及社会信任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616、0.161、0.085,均大于0,说明权威信任、邻里信任以及社会信任程度越高,居民对政府信任的程度越高。T检验中,权威信任、邻里信任、社会信任和常数项的显著性P值都小于0.05,因而均有显著意义。

  模型2检验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在研究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的回归中,采用逐步回归法,将绩效感知的3个因子作为自变量,政府信任因子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根据选取自变量的规则P<0.05,共选择了3个变量,包括制环境保护、公共服务以及人民生活三个维度的变量,建立模型2。根据模型2可知,环境保护、公共服务以及人民生活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79、-0.118、-0.109,絕对值均大于0,回归系数为负,说明环境保护、公共服务以人民生活各方面问题的严重程度越高,居民对政府信任的程度越低,即政府绩效水平与政府信任呈正相关关系,政府绩效越好,居民政府信任度越高。T检验中,环境保护、公共服务、人民生活和常数项的显著性P值都小于0.05,因而均有显著意义。

  5研究结论

  本章首先在因子分析以及验证各影响因素与因变量存在相关性的基础上进行线性回归分析,进而验证了相关假设。具体结论如下:

  (1)假设1得到验证:人际信任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高;人际信任度越低,政府信任度越低。通过分析发现,人际信任对政府信任存在正相关关系。人际信任包括权威信任、社会信任及邻里信任。其中对权威群体的信任是本研究中影响政府信任最显著的因素,人际信任对居民的政府信任产生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邻里信任,社会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程度最低。

  人际信任一直都被当作影响政府信任的重要因素,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也得出相同的结论。如何通过提高居民的人际信任水平从而提高政府信任水平是当前应该思考的问题。从本文的研究中可知,人际信任中居民对警察、医生、法官、村干部这类具有一定社会公信力的群体有着较高的信任水平,这与我国传统的信任特征有关,人们对这部分人群持有敬畏之心。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当今社会中,这部分过去极具公信力的人群也面临公信力下降的困境。因此,需提高这部分人群的服务能力,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人际信任中得分最低的是社会信任,即对陌生人的信任水平的解释。在人际关系越来越“冷漠”的今天,社会信任显得尤为重要。近年出现的“扶不扶”、“小悦悦”等问题和事件极大的打击了人们的信任感,使得人们对外界保持极高的警惕心,人们越发地变得更为“冷漠”。因此,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严厉打击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

  (2)假设2得到验证:政府绩效越好,公民对政府的信任越强。政府绩效越差,公民对政府的信任越低。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居民对政府绩效的感知对政府信任产生显著的影响。本研究从政府在公共服务、环境保护、人民生活三方面的绩效成果来考察政府绩效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三个维度中环境保护绩效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最为显著。

  政府绩效是政府行为的直观体现,政府绩效的好坏直接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提高政府工作绩效是我国政府一直努力的方向。本研究关于灾区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的关系中,人民生活、公共服务、环境保护方面的绩效对政府信任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提高灾区居民政府信任需要提高政府绩效,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

  参考文献

  [1]程倩.论中国传统社会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J].学习论坛,2011,27(04):4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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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 以“政府绩效与公众信任”为主题,撰写一篇小论文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在推进,政府业绩的第三者评价越来越成为衡量政府行政业绩和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效果的重要手段。国内政府业绩第三方评价实践的研究也在推进,但主要停留在定性研究的水平。本文结合现有理论成果,从实践层面分析未来中国政府业绩第三方评价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政府业绩第三者评价发展趋势。

  政府业绩评价与传统政府部门管理方法不同,是一种新的管理模式,体现了时代发展对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要求。其中,第三方评价作为政府业绩管理的重要机制,能够有效地进行外部平衡,弥补传统政府自我评价的缺陷,在促进我国服务型政府变革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推进作用。从西方国家实施第三者评价的经验来看,第三者是指与被评价对象和服务对象独立的第三者,由于第三者和被评价对象(第一者)、被服务对象(第二者)没有行政所属关系和利益关系,也被称为独立的第三者。在西方国家,政府业绩第三者的评价多由一些专业的非政府组织(NGO)作为评价机构。这些非政府组织可以保证第三者的独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要求。

  从实践层面看,中国政府业绩的传统评价模式以内部进行的自我评价为主,成为运动员和裁判员,评价过程关闭,评价效果差,影响政府的信赖力。近年来大力发展的政府业绩第三方评价,有效提高政府的信赖力,有助于完善政府业绩监督机制。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重视政府业绩评价,从西方参考经验,从9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政府业绩评价的理论研究,至今为止。

止,基于我国具体情况的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也有了十几年的实践经验。在这一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因此,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问题,分析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未来发展趋势,能够有助于丰富相关理论,引导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更好地发展。

  一、我国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在实践中的问题

  第三方评估与传统的政府自我评估相比,不但具有客观性以及独立性,还具有公正性和专业性等优势,能够有力改变政府部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传统局面,但是在实践过程中,我国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优势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第三方评估在实践过程中还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独立性问题

  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需要做到公平公正,首先应该得到保障的就是“独立性”。然而在我国,由于相关法制尚不健全,对于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管理制度也不够明确,因此在实践过程中,第三方在评估政府绩效时很容易受到各方的干预,缺乏独立性。这样的情况容易造成评估结果失真、评估结果的公平性和公正性无法保障,评估结果容易遭受质疑,从而丧失第三方评估的意义和作用。

  (二)权威性问题

  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权威性主要依托于评估机构的“专业性”。我国目前的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主要由部分高校或一些商业评估机构承担,这些评估机构的专业性达标与否还得由“官方”说了算。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第三方评估独立性和权威性的“诺斯悖论”:想要获得独立性就必须具有权威性,想要具有权威性就必须得到官方的认可,想要得到官方的认可又会在一定程度上丧失独立性。

  (三)专业性问题

  我国的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起步较晚,到现在为止也只不过积累了短短十几年的实践经验,与二战前就开始有实践经验的一些西方国家相比,在专业性程度上还有很大的差距。我国目前的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资格设置还缺乏一个相对完善的标准,因此各个机构的专业化水平良莠不一,专业人才不足,在评估指标设计、量化分析以及评估结果运用等方面都还存在各种问题。

  (四)硬件设施与技术保障问题

  与商业的第三方评估机构相比,这个问题在高校参与的政府绩效评估过程中更为严重。现在已经是信息时代,在评估过程中运用智能终端设备能够有效提高评估效率、提高评估准确性。然而在许多实践中,硬件设施与相关技术得不到保障,评估过程中依然只能采用传统的评估方式,费时又费力。

  (五)评估结果的反馈与应用问题

  政府绩效的第三方评估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发现政府在工作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为了更好地提升政府行政水平。但在实践中,依然存在一些不重视第三方评估结果的现象。一些政府机构对第三方评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第三方评估只是“走过场”,抱着这种想法,自然也就缺乏对第三方评估结果的反馈和应用,这样非常不利于提升治理水平和行政能力,第三方评估的结果沦为“花瓶”。

  二、我国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实践的未来发展

  (一)评估机构更加具有独立性、权威性和专业性

  随着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和第三方评估人才的不断培养,未来的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将更加具有独立性和权威性。同时对于第三方评估机构资格的设置标准也在不断完善,有利于未来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将朝着更加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二)商业性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增多

  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商业性的第三方评估机构与部分高校相比,具有更加效率、更强独立性、设备与技术保障更完善等优点。未来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可能会朝着商业性的方向发展,或是以高校与商业性第三方评估机构合作的方式来开展针对政府绩效的第三方评估。

  (三)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引入与运用

  与人工评估相比,人工智能(AI)具有更强的客观性、更快的资料统计与处理能力、更强的数据储存能力以及更加准确快捷的沟通能力。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当下,一些政府机构和银行已经有了运用人工智能(AI)对目标项目或目标客户进行资格审查或审批的实践。未来若是能够利用人工智能(AI)的优势,再结合传统人工第三方评估实践中的优点,双管齐下,一定能促进政府绩效的第三方评估过程朝着更加效率、准确、科学的方向发展。   (四)更加健全的反馈与运用机制

  随着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实践的不断发展,评估结果的运用成效也日益显现,政府对于第三方评估的结果越来越重视,第三方评估正在逐渐有力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未来,依托于更加先进的信息技术,第三方评估的过程能够变得更加透明、公正公平和公开,第三方评估的结果也能够更加全面、具体。在有授权的情况下,第三方评估的结果可以通过互联网等平台公开,供广大科研工作者进行学术研究和使用,也能够让广大人民群众和媒体通过这些公开的评估結果数据对政府的工作进行监督,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三、发展我国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着力点

  根据问题分析和未来发展趋势分析,要更好地发展我国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一)紧扣国情、借鉴国外

  我国的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实践起步较晚,因此可以借鉴许多国外已有的理论或经验,在紧扣我国国情的基础之上进行实践,不断进行理论丰富和创新,最终形成与我国实际情况更加符合的、具有我国特色的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理论,能够从实践层面上更好地指导我国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发展。

  (二)做好法制保障、制度建设与监督工作

  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与管理制度,能够有效提升第三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建立健全的对第三方法评估机构的监管制度、准入机制、行业标准,才能够有利于我国第三方评估机构健康、长久地发展。

  (三)推进相关技术运用与开发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相关科学技术的成熟与运用是一个行业或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助推器。在已有的实践基础上,还应该大力推进与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相关的技术开发与运用。例如智能辅助评估终端、评估数据和结果信息的网络化管理等等,都是非常有助于提升评估效率和科学性的技术。

  综上所述,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在我国的实践中依然还存在一些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总的发展趋势是好的,是在不断向前的。经过十几年的实践,我国的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也取得了十分喜人的成效,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开始引入第三方评估的机制、开始重视第三方评估结果的作用、开始公开和反馈第三方评估的结果与数据。未来,我国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一定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为深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提升政府行政水平、建设服务型政府提供助力。

  【参考文献】

  [1] 杜娟、杜义国、张微:“我国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研究现状及未来展望”,《领导科学》,2019年06期。

  [2] 徐双敏、陈尉:“第三方评估政府绩效的制度环境分析”,《学习与实践》,2013年09期。

  [3] 孟惠南:“第三方评估在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中的应用”,《领导科学》,2012年23期。

第5篇: 以“政府绩效与公众信任”为主题,撰写一篇小论文

  [摘要]自从新媒体迅速发展,我国网民规模大幅度扩大。文章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网民社会意识调查的公开数据,探究普遍信任和政府信任现状以及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普遍信任同意度介于同意和中立之间,政府信任度呈现“央强地弱”的总体格局。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对中央政府的影响程度要高于地方政府。

  [关键词]新媒体;普遍信任;政府信任;影响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政治生活与网络媒介密切相关,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6月30日,我国网民规模达8.0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7.7%。可见,网民是民众的一部分,网民在网上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意愿,体现强大真实的民意。而人际信任和政府信任是信任范畴的两个重要方面。在信任的测量上,人际信任属于社会信任的领域。韦伯(1995)将其划分为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普遍信任以相同信仰为基础,也称和陌生人之间的信任;特殊信任以血缘或裙带关系为纽带,建立在自己所熟知的群体之上。而政府信任是民众对政府或政治制度所持有信心的正面期望。因此,网民的政府信任度不仅能够反映民众政府信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展现着社会整体信任水平和国家政府信任的未来趋势。诸多学者在关于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关系研究中,均一致认为人际信任特别是普遍信任是政府信任的基础,普遍信任可以作为解释居民政府信任的有效变量。且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网民获取信息方式多元化,网民能从微博、微信等多渠道更及时地了解官方媒体未能及时报道的事态发展与事实真相,可能更能客观、理性地看待政府行为。因此,本文在借鉴前人关于人际信任与政治信任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运用CGSS2015网民社会意识的调查数据,利用SPSS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深入分析,以了解当前网民对政府信任的现状以及探讨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程度。

  1文献回顾与述评

  普遍信任是社会关系网络中重要的社会资本组成要素之一,长期以来深受国内外学者重视,他们通过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对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得出不同的结论。尤斯拉纳(2006)在研究中发现,政府部门之间信任水平会随着人际信任的下跌而降低,政府工作效率会随之发生影响,导致公众对政府信任度下降,即人际信任对政府信任产生正向影响。而Stolle(1998)认为,普遍信任会对自己所属的公共组织产生负向影响,即普遍信任越高,政府信任越低。同时,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如帕特南(2011)认为应该从理论上区分人际信任和政府信任,二者可能不存在相關关系。

  近年来,我国不少学者将普遍信任作为解释变量、政府信任作为被解释变量来研究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如谢治菊(2013)在基于江浙和贵州高校的实证研究中发现,普遍信任的增强对政府信任的提升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张海良、许伟(2015)在探讨普遍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关系中,提出普遍信任程度越高,政府信任会随之产生正向影响。赵慧增、王思琦(2016)以西南交通大学为例,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与中央政府信任相比,普遍信任对地方政府的影响程度更大。

  相较于大量学者研究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部分国外学者认为信任可以分为政府信任和社会信任,两者是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并将政府信任作为自变量,普遍信任作为因变量进行研究,得出了相应的成果。什托姆普卡(2005)在对波兰的实证研究中指出,政府信任态势的提高促进了公众间的普遍信任。Rahn(1999)、Rothstein(2008)等认为,政府信任是影响公众信任他人的重要影响因素,公众对政府的信心程度的提升,直接促进公众信任社会其他人。

  关于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考察的因素各不相同。从政府的角度来说,社会经济、依法行政、社会治安状况等政府绩效发展良好会提高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进而影响政府信任度。(胡荣、胡康等,2011)从公众的角度来说,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展现了他们的互惠态度、社会网络和人际信任的结果,政府关注公民的要求,对行政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公民的意愿得以表达,最终促进政府信任度的提升。(高勇,2014)从传播的角度来看,媒体对政府形象的塑造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公众更关注媒体,便更能多渠道了解社会事件各种观点,进而更能客观、理性看待政府行为,相应地会表现出更加信任政府的态度。此外,刘建平、周云(2017)在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时,提出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因素和文化因素都会对政府信任产生影响。卢海阳、郑逸芳等(2016)基于对我国16个城市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引入公共政策满意度及对政府工作满意度后,政府信任程度表现得更加显著。

  总的来说,前人对普遍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关系研究存在争议性,并未有统一的认识,并且国内外研究以理论描述研究居多,定量研究较少。从政府信任影响因素来看,其潜变量还有待深入探究,学者大多从人口学特征变量、政府绩效论、社会资本论等潜变量来研究,可能疏漏了关于公众对公共政策等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并且,新媒体时代迅速发展,网民队伍不断扩大,媒体因素对政府信任程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国内外学者基于网民群体的检验较为缺乏。鉴于此,本文致力于通过CGSS2015调查数据深入探讨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2数据来源与变量测定

  2.1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通过在互联网发布网络问卷对中国网民开展网络调查的公开数据。本文的研究对象选取18周岁以上的中国网民,经过样本筛选,剔除含有信息严重缺失的样本后,最终所得样本容量为3730名,样本人口学特征如表1所示。 2.2变量操作化

  本文所采用的变量的名称、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本文将政治信任划分为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选取问卷中的问题“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请问您多大程度上信任它们”加以测量,将选项“非常不信任”“比较不信任”“一般”“比较信任”、“非常信任”分别赋值为1、2、3、4、5,平均值越高,表明网民政府信任程度越高。结果发现,中央政府信任均值明显高于地方政府,分别为3.01、1.97。且网民对中央政府比较信任比例最高,约占36.33%,这比地方政府多了20.43个百分比。可见,我国网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明显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这与谢星泉(2015)在研究政治信任结构与群体性事件中认为我国公民“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趋势相一致。

  本文将普遍信任作为自变量,选取“在我们这个社会,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进行数据处理,将选项“非常不信任”“比较不信任”“一般”“比较信任”、“非常信任”分别赋值为1、2、3、4、5,平均值越高,表明网民普遍信任程度越高。结果发现,我国网民对普遍信任度介于“一般”与“比较信任”之间,约为3.27。如表4所示,网民普遍信任程度最高为“一般”,约占36.68%,其次为“比较信任”,约占35.98%。

  朱春奎等(2017)认为性别、年龄、收入、教育程度等社会人口属性因素对政府信任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卢海阳等(2016)在公共政策满意度与中央政府信任研究中认为人口学特征、公共政策满意度等方面对政府信任有一定的影响。罗龙真(2014)在基于CGSS2010对政府信任与社会信任关联性实证研究中将教育程度、生活幸福感、社会公平感等作为控制变量,实证检验了政府信任的影响效应。生活幸福感本文借鉴前人的研究,选取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学历、职业等人口学特征、民主政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和时政关注频率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中。

  3网民政府信任的Logistic回归分析

  为研究普遍信任是否对政府信任有正向影响,本文对网民的政府信任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1和模型2考察人口学特征、民主政策满意度以及普遍信任变量对网民政府信任度的影响,统计结果见表5。

  3.1普遍信任的影响

  模型1和模型2显示,在控制人口学变量及民主政治满意度、主观满意度、时政关注频率等控制变量后,普遍信任在10%的水平上负向影响中央政府信任度,但对地方政府信任度影响不显著,影响系数分别为-0.694和-0.248。这表明,网民普遍信任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低,这与现有的相关的实证研究相抵触,如张海良,许伟等基于数据CGSS2010对人际信任、社会公平与政府信任关系的实证研究。由于研究群体的不同,选取控制变量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会有所不同。本文认为普遍信任度对政府信任度的负向影响的解释是:本文选取CGSS2015网民社会意识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新媒体背景下,网民更容易依托社交平台与他人交流,刚开始他们愿意选择相信对方,由于网络的虚拟世界存在很多动机不纯或者带有不良目的的行为,经过多起网络交友失范事件报道后,最终使网民趋于培养理性的信任态度,让政府信任度有较大的改变,由此对政府信任产生负向影响。

  3.2人口学变量的影响

  在模型1和模型2中,性别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响中央政府信任度,但对地方政府信任度影响不显著,系数分别为0.349和0.012。这可能存在的原因有:首先,这是我国“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格局的体现;其次,无论在劳动力市场还是政治参与中,性别歧视是常见的现象,这种刻板印象会直接影响公众对女性的信任和支持,长期以来女性便对政府产生较低额度的信任值。而年龄、政治面貌、学历、职业等其他人口学变量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信任度影響均不显著。

  3.3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

  在模型1、模型2中,网民主观幸福感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响地方政府信任度,但对中央政府信任度未产生显著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1.675和0.530。第一,公众在生活中获得了制度上的保障,自身的幸福感更能表现出来,由此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政府信任度,这与刘明明(2016)在对“社会信任对公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的结论相符。第二,地方政府保障制度的执行对公众基本生活以及权益保障有着较大程度的影响,而中央政府的提案等还需地方政府的试点以及真正执行,加之公众主观幸福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政府信任度,最终主观幸福感对地方政府信任度影响更大。而民主政治满意度、时政关注频率均未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产生显著影响。

  4结论与讨论

  通过数据调查结果分析,本文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信任状况方面,我国网民普遍信任同意度平均值为2.78,介于“一般”和“比较信任”之间,中央政府信任均值明显高于地方政府,分别为3.01、1.97,呈现“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格局。

  第二,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方面,普遍信任对中央政府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地方政府信任影响不显著。性别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响中央政府信任度,但对地方政府信任度影响不显著。网民的主观幸福感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响地方政府信任度,而未对中央政府产生显著影响。其他控制变量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影响均不显著。

  本文研究的创新点主要有:第一,选择在新媒体背景下考察网民的普遍信任状况,更具有针对性和新颖性。第二,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测量有无普遍信任协变量,其他潜在变量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结论证实了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度有促进作用,同时也证实了其他潜在变量对其影响程度的变化。第三,运用实证方法,为学术界关于普遍信任度对政府信任度的影响争论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本文尚存在以下研究不足之处:一是本文研究数据样本局限于中国网民群体,未来可以扩展到我国公众,进而从更大的研究范围得出的结论更具有适用性和全面性;二是对政府信任的回归模型中可能还存在其他潜在变量,未来可以全方位深入探究关于对政府信任度的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波兰]埃里克·尤斯拉纳,著,张敦敏译.信任的道德基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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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美]罗伯特·帕特南著,刘波,祝乃娟,张孜异,等译.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谢治菊.大学生特殊信任、普遍信任与政府信任成长之关联研究——基于江浙和贵州高校的实证调查[J].民族高等教育研究,20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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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卢海阳,郑逸芳,黄靖洋.公共政策满意度与中央政府信任——基于中国16个城市的实证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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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刘明明.社会信任对公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J].学习与实践,2016(01).

第6篇: 以“政府绩效与公众信任”为主题,撰写一篇小论文

  【摘 要】 本文围绕以人为本理念在政府绩效管理中的渗透展开探究,深入分析以人为本理念渗透政府绩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从四个维度提出以人为本理念在政府绩效管理中的渗透策略:提高以人为本理念的重视程度;需要体现民众的根本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鼓励群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

  【关键词】 以人为本;政府工作;政府绩效;绩效管理

  一、以人为本理念渗透政府绩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已经开始认识到政府部门服务能力的重要性,并且采用了多种方式不断提高政府部门的服务水平。然而,在进行服务型转变的过程中,也需要注重以人为本的理念。目前,很多政府部门在应用以人为本理念的过程中,依然存在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思想认识方面存在不足

  为了更好地在政府绩效管理过程中应用以人为本的理念,需要对相关理念有着深入认识,充分挖掘以人为本理念的内涵。但是,目前很多政府部门对以人为本理念的思想认识还存在不足:首先,很多政府部门依然没有认识到政府绩效评价体系的重要性,认为绩效管理体系无法取得应有的效果,而且还浪费人力物力,对提高政府部门的服务水平并无益处。其次,我国受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官僚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影响严重,导致很多政府部门并没有重视以人为本理念,在进行政府部门办公的过程中,依然采取高高在上的态度,导致民众投诉政府部门工作态度的事件频繁发生。最后,很多政府部门在进行绩效管理的过程中,过分地重视自身的利益,如果以人为本理念没有触及到政府工作人员的利益,那么工作人员并不重视以人为本理念的普及和应用,从而导致政府绩效管理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瓶颈。

  2、政府绩效管理无法体现人文关怀

  目前,虽然很多政府部门为了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在进行绩效管理过程中,将以人为本的理念应用其中,但是却仅仅停留在表面,没有更好地体现人文关怀。主要表现在:第一,很多政府部门为了更好地应用以人为本理念进行绩效管理,在对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进行绩效考核时,往往利用不公平的手段强制要求民众对其工作水平进行认可,导致考核数据不准确,考核不公正的现象发生,无法更好地体现绩效考核的公平、公正、公开理念。第二,很多政府部门将绩效管理流于表面,虽然对工作人员进行绩效考核,但是考核的结果基本上都是内定的,因此无法更好地提高工作人员工作的积极性,同时也无法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

  3、加重政府或民众的负担

  在政府绩效考核的过程中加入以人为本的理念,如果应用不合理很可能会造成政府或者民众负担的情况出现:第一,目前,我国很多政府部门都是非营利性的组织,政府本身在推动绩效管理或者以人为本理念落实的过程中动力不足,如果强制使用以人为本理念,可能会加重政府工作的负担;第二,如果政府部门加重负担,那么很可能将这部分负担转嫁到普通民众的身上,导致民众使用政府工作的成本增高,也不利于普及以人为本理念应用到政府绩效的管理工作中。

  二、以人为本理念在政府绩效管理中的渗透策略

  综上,以人为本理念在政府绩效管理渗透过程中依然存在很多问题。因此,本文在分析了这些问题成因的基础上,进而提出相应的完善策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提高以人为本理念的重视程度

  以人为本理念能够更好地提高政府绩效管理效果,所以必须要提高政府部门对以人为本理念的重视程度:首先,需要对政府相关部门人员进行思想教育,使其充分认识到以人为本理念的重要性,学习以人为本理念的深刻含义,更好地将其应用到政府部门的工作中,从而提高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更好地为民众提供相关服务;其次,政府绩效机制不仅仅关系到政府部门的未来发展,而且也对民众的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必须要充分落实以人为本理念在政府绩效管理的重要程度,从而更好地树立政府部门“正直、廉洁、公正”的形象。

  2、需要体现民众的根本利益

  以人为本理念应用到政府绩效管理中,不仅需要保持绩效考核的公正性,而且还需要体现民众的根本利益,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府部门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部门,因此必须要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在为人民群众提供服务的同时,需要重视群众的意见,因此需要建立政府绩效的反馈机制,使人民群众参与到政府绩效的考核过程中,接受群众对政府服务的监督和反馈;第二,政府需要改变以往的官僚主义思想,充分认识到群众的位置,坚定政府部门的服务地位,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3、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以人为本理念应用到政府绩效管理的部门中,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第一,确保政府绩效管理的公平公正,从而能够对政府部门相关人员的工作内容进行科学合理地评价,对其长处进行表扬,对其不足予以指正,从而能够更好地促进政府部门人员工作能力和服务能力的提高;第二,政府绩效管理人员应该认识到,采用绩效管理的目标是为了更好地为群众服务,提高政府部门的服务水平,提高政府人员的服务水平,避免因为绩效考核损害到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切忌过度损害工作人员的相关利益。

  4、鼓励群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

  人民群众是政府的服务对象,因此有权利也有责任对政府部门的服务效果进行评价,所以为了更好地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需要鼓励群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第一,当群众去政府部门中进行事务办理时,可以对服务人员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进行评价,从而能够更好地从群众角度了解到政府部門的工作程度,真正了解群众关心的内容;第二,建立群众意见反馈渠道,当群众在办理事务时,如果遇到不懂的地方,或者是觉得不合理的地方,可以通过特定渠道进行反馈,政府部门需要积极归纳群众的意见,对合理的意见进行采纳,从而能够更好地提高政府部门的服务水平。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不仅看到了目前政府绩效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各类突出问题,更意识到了以人为本理念在政府绩效管理工作中渗透的重要意义。为了更好地打造服务型政府部门,我们需要对政府相关人员的工作进行评价和管理,并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使得评价的结果公平、公正、合理,更好地提高政府部门的工作成效。与此同时,作者也希望借助本课题的研究,在社会上引起人们对政府绩效管理工作创新改革的深刻关注,促使更多的社会专家、学者广泛的参与到本课题的研究中来,有效推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促使政府绩效管理工作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 卢佳妮,姚丹.浅析政府绩效评估的以人为本价值取向[J].理论界,2011(03)27-28.

  [2] 李彦娅,何植民.基于科学发展观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体系构建研究[J].人才资源开发,2007(06)9-10.

  [3] 何植民,李彦娅.以人为本:新时期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核心价值取向[J].理论前沿,2006(01)28-30.

  [4] 孔祥利,盛明科.论政府绩效管理中的人本模式构建[J].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3(03)41-44.

  [5] 汤瑾瑜.科学发展观视域下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研究[J].淮阴工学院学报,2011.20(03)7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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